李治和武媚娘是如何扳倒长孙无忌的?
长孙无忌是太宗留给李治的大唐江山的守护神,理由即为李治年少柔弱,恐难以维系太平盛世的辉煌。可是,再小的鸭子也会嚷嚷,再弱的病猫也会抓人。长孙无忌坏就坏在太在乎大唐江山永固,太贪恋权力富贵,一旦天子舅父、开国元勋、顾命大臣、当朝太尉、首席宰相的光环一闪,就完全把好哥们(太宗皇帝)和好妹妹(文德皇后)的警示和贞观一朝的矜持厚重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【天子李治的政治突围】
永徽四年房遗爱谋反案落定之后,长孙无忌的权力达到了人生的巅峰,宰相班子中除了李世勣之外,其余六人全部为长孙党成员。而李世勣本为太宗托孤重臣之一,曾于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弥留之际被太宗以帝王术的手腕贬于外地,后高宗一登基即擢升为尚书左仆射,成为宰相班子成员。但
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,老油条于永徽元年主动辞去尚书左仆射的宰相之位,只保留了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和“开府仪同三司”荣誉衔。不过, 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是宰相的代名词,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的。也正是李世勣的急流勇退,为皇帝扳倒长孙无忌保留了一颗致命的棋子。
或许长孙无忌对房遗爱谋反案的打击面过大、手段过狠,导致了天子李治的危机感加重。从永徽四年开始,天子逐步走上了政治突围的道路。于是,天子擢升李世勣为司空,并命人重新绘制凌烟阁李世勣的画像,亲自提笔作序,加重其身份。天子试图夺权的态度已经明朗,在后宫,宠幸政治超女武昭仪,疏远王皇后。
终于,皇后母舅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即将失宠,便辞去了中书令之职,李治当即降其为吏部尚书。在朝堂,天子继续埋怨朝臣不进谏,尽失贞观遗风,试探朝臣的态度。
在后宫,武昭仪与李治这对政治搭档密切配合,展开夺权之路。永徽六年,继“女婴猝死案”,武昭仪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——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。
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,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,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。次月,天子又将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。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。接着,天子又打破贵、淑、德、贤四名一品妃的惯例,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,准备以此册封武媚,进封其位。但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,侍中韩瑷与中书令来济与天子面折廷争,顶回了皇帝的旨意。
【朝廷的市场经济学】
天子和武昭仪的失败,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,要战胜长孙无忌,唯一的办法只能是——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。市场经济有一条重要的依据——有需求就有供给,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。
而此时,朝廷早有一批政治敏锐的官员觉察到了天子的政治需求,已在待价而沽了——中书舍人李义府、卫尉卿许敬宗、御史大夫崔义玄、中书舍人王德俭、大理丞袁公瑜等。其中李义府、许敬宗均为成名甚早但时运不济之人,封阁拜相的机会也许就只有这一次。时不我待,他们即刻加入了天子武媚政营,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最伟大的事业——拥立武媚封后。
随着势力集团的逐步强大,天子召集几个宰相商议武媚封后事件。“皇后无子,武昭仪有子,今欲立昭仪为后,何如?”毫无疑问,遭到了宰相们的激烈反对。天子用赖皮战术三番五次的折腾此事,结果褚遂良毫无顾忌地捅破了天窗——武氏经事先帝,众所共知,天下耳目,岂可蔽也?并表现过激,以头触柱,血染丹墀。
最后,李世勣华丽地入宫面圣了,并声称:“此陛下家事,何必更问外人?”于是许敬宗代表皇帝去劝长孙无忌改变立场被拒后,在朝中放言:“田舍翁多收十斛麦,尚欲易妇;况天子欲立一后,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?”这这段著名的“换妻理论”,成就了李治的舆论场。
九月,褚遂良被免去右仆射,贬为潭州都督。
【长孙无忌谋反案】
显庆二年三月,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(今广西桂林市)担任都督;接着,中书侍郎、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。
同年八月,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,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。许敬宗、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。他们联名上奏,称侍中韩瑷、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,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;而桂州是军事重地,可见韩、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,“潜谋不轨”。
八月十一日,高宗下诏,将韩瑷贬为振州(今海南三亚市)刺史,来济贬为台州(今浙江临海市)刺史;同时,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(今越南清化市)刺史,将柳奭贬为象州(今广西象州县)刺史。至此,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,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。显庆三年(公元658年)冬天,禇遂良在上书天子后,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,终年六十三岁。
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四月,武后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致命的一击。许敬宗和辛茂将会审一个案子,查出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、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。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,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,韦季方不堪忍受,企图自杀,结果自杀未遂。
于是,许敬宗却灵机一动,突然上奏说,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,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,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。许敬宗称:“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,使权归无忌,伺隙谋反,今事觉,故自杀。
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)意思是说,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,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,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,然后伺机发动政变;只因事情败露,韦季方才畏罪自杀。案情发展到这里,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,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。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、天子舅父长孙无忌。
很显然,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,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。但是,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,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。
许敬宗的手法,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。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,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,说:“怎么会有这种事?舅父遭到小人离间,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,何至于谋反呢?”许敬宗答道:“臣推究案情始末,长孙无忌反状已露,陛下却犹然怀疑,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。”
李治黯然落泪,说:“我家不幸,亲戚间屡有异志,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,今天元舅还是这样,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。此事若属实,该如何处置?”许敬宗说:“房遗爱乳臭小儿,与一女子谋反,能有什么作为!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,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,天下服其智;担任宰相三十年,天下畏其威。
他一旦发动,陛下派谁抵挡?如今幸赖宗庙有灵、皇天嫉恶,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,实乃天下之庆。臣现在担心的是,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,情急之下发动政变,攘臂一呼,同恶云集,必为宗庙之忧。愿陛下速作定夺!”李治半晌无语,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,以期掌握确凿证据。
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,连夜突审韦季方,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。他说:“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,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。臣又问韦季方,无忌是国之至亲,累朝受宠蒙恩,有何仇恨非反不可?韦季方供称,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:‘当初柳奭、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,如今太子被废,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,太常卿高履行(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,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)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’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,不免忧愁恐惧,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。后来他看见长孙祥(长孙无忌的族侄,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)又被贬谪,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,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,准备反叛。”
说完这些,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:“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,发现均与事实吻合,请陛下准予收捕,再依法处置。”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,他哽咽着说:“舅父如果真的这样,朕也决不忍心杀他;如果杀了他,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?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?
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:“薄昭,是汉文帝的舅父,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,薄昭也立下大功。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,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,前往哭悼,然后诛杀,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。
如今,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,密谋推翻社稷,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所幸阴谋自动败露,叛徒供认不讳,陛下还有什么疑虑,竟不能从速决定!古人有言:‘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。’安危之机,间不容发。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,乃王莽、司马懿之流,陛下若稍许延迟,臣担心变生肘腋,必将悔之不及!”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,不但口才一流,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,相应史实信手拈来,而且恰如其分。
所以,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、无懈可击。于是,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,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。
在这两天的对话中,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,看上去还是一副“宽仁孝友”的厚道模样,可事实上,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。在这场悲情秀中,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: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、万般无奈,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,逃避“诛杀元舅”的历史骂名;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。
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、抛出什么问题,他总能快速应对、圆满解决,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,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。乍一看,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,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。
真正的主导者,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。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,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,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,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,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。在君臣的对话中,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,那就是——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,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。
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,可李治却“命敬宗更加审察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)。李治下这个命令,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,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。也就是说,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,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,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“证据”。
许敬宗心领神会,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,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,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,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,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。最起码在定罪之前,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,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。
可是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。《旧唐书·长孙无忌传》称:“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,惟听敬宗诬构之说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也称:“上……竟不引问无忌。”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“竟”字,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,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、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,统统是在作秀!
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四月二十二日,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、爵位和封邑,将他贬为扬州都督,但并不让他到任,而是遣送到黔州(今重庆彭水县)安置,同时“准一品供给”,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。两朝元老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。
显庆四年七月末,高宗李治再命李勣、许敬宗、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,许敬宗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,“再鞫无忌反状”。面对袁公瑜,一代权臣长孙无忌只能用一条白绢,结束了贞观和永徽时代的辉煌。
“无忌富贵,何与越公?”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,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。
【结论】
1 自古权臣寡善终。
2 帝王的觉醒是要流血的,相权若不能代皇权而立,功名即尘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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